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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两大案件的报道看新闻职业规范

发布人: 菠菜导航 来源: 菠菜导航网站 发布时间: 2020-06-29 10:55

  2014 年1 月11 日,“2013 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” 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。会议发布了2013 年度十大传媒法事例,下面,笔者就其中两例的报道谈谈新闻职业规范建设问题。

  通过微博直播庭审过程只是一种方式,如同当年电视直播破产法案件审理一样,公开途径与当时的技术条件相关,不是问题的实质。问题的实质在于:这样全方位地面向社会直播庭审现场(尽管具体情节画面有所控制) 能否成为一种常规的做法?我认为不可以。20 世纪80 年代破产法案件审理直播之时,就已有意见:这样做会影响的审理,也影响原告、被告双方在法庭上的表现。

  2013 年12 月29 日,《法制晚报》就案微博直播庭审做了一次总结性报道《微博直播庭审,世界首创》,报道称:“中国大学教授洪表示, 微博直播庭审是世界首创,凡是按照法律应该公开审理的案件,都可以进行微博庭审直播。” “中国大学院副院长何兵认为,微博直播能够防止‘表演化审判’等现象,让案件审理回归到事实和法律。”

  笔者不同意上述专家观点,当控辩双方和知道外边有数亿人在观看时,会面临巨大压力;而对控辩双方来说,特别是被告方,则带来了表演的机会。

  美国的法庭不允许记者拍照,只允许画画,因为拍照本身会给当事人带来无形的影响,何况“数亿人在观看”这种感觉到的巨大而无形影响的压力或机会呢?

  中央人民法律顾问徐迅写过一篇1 万字的文章,提出十条传媒在报道庭审时必须遵循的新闻职业规范, 前两条是:案件判决前不做、定性报道;对当事人正当行使的言行不做倾向性的评论。

  在法庭上为自己,是法律赋予的,但在直播他的声像(有剪接处理)公布之后,传媒一拥而上,众口一词地说他、滑头、最后的疯狂等等,传媒应该遵循这一基本的职业规范被抛到脑后。其中一些报道的标题或行文对被告在法庭上的做了这样叙述:“在法庭上的辩解不具有可信性”;“辩解不能成立,赖是赖不掉的”;“无赖与”; “的最后疯狂”;“多端、飞扬跋扈、两面三刀”;“面对法庭毫无、毫无之意”;“各种、耍滑头,都只能再次证明他‘人品极差’”。

  这样的报道话语久违了,都是些式的语言,词句严厉而毫无力量。说来说去可以用一句审判的话语替代: 你的是无用的,你就是有罪!但这不是由法庭来宣判的,而是由传媒先于法庭宣判被告有罪。这就是“媒介审判”。

  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准则》第六条第四款:“在法庭判决前不做定性、的报道和评论。”

  这样的报道不仅有违职业,也与我国的法律法规相。《刑事诉讼法》不能在法院判决前给嫌疑人;2009 年12 月发布的《最高关于接受新闻监督的若干》第九条:“发现新闻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、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。……(二)对正在审理的案件……进行倾向性报道”。

  《检察日报》在审判期间接连发表了12 篇关于庭审案的文章,站在的立场评论该案,行文是的,不涉及对的倾向性评论。我国传媒关于案的报道内容和方式,引起国媒的关注和,但对《检察日报》报道的评价, 则基本是正面的。从《检察日报》所发文章的标题,我们来感受一下角度的选择与表述的:

  《案:司法公开新时代》; 《对的“否认”不必过度阐释》;《“意思”是否联络:案件控辩争议的焦点》;《从案看职权的特殊形态》;《检察机关程序依理案》;《从案看我国诉讼文明进步》;《从案庭审看“战术”》;《案庭审:被告人权得到充分保障》;《受贿罪构成的界定——从庭审说开去》;《从审判案看证人出庭》;《案公诉方已形成链条》;《从案看问题》。

  2013年9月15日,我国电视传媒让因涉嫌聚众罪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薛必群穿着囚服、戴着手铐在电视上述说他的“心历程”,内容与他被的完全无关。接着是10月25日, 让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刑拘的《新快报》记者陈永洲穿着囚服、戴着手铐并被剃光头,在电视上。

  我国网上和网络水军的行为早就该治理了,传媒和记者与、资本寻租发稿权的现象也早该治理。然而,通过这种“媒介审判”的方式遏制不良现象本身,亦成为一种不良现象。我们再不能沿用非年代的宣传方式了。

  这两次电视节目的制作和,显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外部正在向社会迈进,方式和内容没有做到因时而变。

  2013 年8 月19 日,习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:“今天,宣传思想工作的社会条件已大不一样了,我们有些做法过去有效,现在未必有效;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的,现在却势在必行;有些过去不可逾越,现在则需要突破。‘不日新者必日退。’‘明者因时而变,知者随事而制。’做好宣传思想工作,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。”

  报道类似薛必群、陈永洲案件,只要传媒人具有意识,就可以设想出适当的表现方式,在我国法律框架的范围内做到既宣传贯彻的,又遵循传媒职业和规范,就像《检察日报》做到的那样。只是,我们面对具体事情时太习惯于回到老上去了。

  陈永洲事件确实需要传媒反思新闻职业方面的严重问题,但在当事人刚被刑拘几天,没有正式,更没有进行审判的时候,让犯罪嫌疑人在的陈述自己有什么,这是一种“媒介审判”。

  社会下出现这样的传媒行为,违反我国法律关于不得的,同时也违反国家保密法,因为嫌疑人的供述属于侦查过程的核心机密,怎么可以这样即刻之间公之于众呢?

  被告人供认的事实未必是将来能够被法院认定的法律事实,万一将来法院审理的时候这些供认的事实不真实,那么怎么向全国观众交代?这样做同时还会影响法院审判,既然都对外报了,我们就将错就错判吧……

  看到这样的电视节目,我不由地回想起“”期间在会上让“牛鬼蛇神”低头的场景。现在我国主要领导人的父辈们,大都在那个时期遭到过。我目睹过1966 年工人体育场十万人中央局委员、市委,国务院副总理、部长陆定一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的情形。在下,当事人无论说了什么,其叙说在法律上是无效的,不能作为。

  现在让刚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在电视上,其性质与“”会上让“牛鬼蛇神”低头没有本质的差别,而且这种的影响远比群众大会大,违反法律关于“不得”的。

  再看《新快报》的表现。2013 年10 月23 日和24 日,《新快报》连续两天头版呼吁湖南警方放人,这样做违反徐迅律师提出的传媒庭审(还没有进入庭审阶段,更不应该)十大规范的最后一条:不在传媒道自己涉诉的案件。

  陈永洲案再次提醒我们关注中国传媒游走于与间的严重问题。2012 年9 月29 日至2013 年8 月8 日,《新快报》表18 篇有关中联重科的报道, 其中14 篇署陈永洲之名。传媒如此频密地介入企业纷争,加以报道,应该不是陈永洲的个人行为,并非他个人能够作主。的报道介入企业间的恶性竞争,风险极大。一般情况下,记者采写这类,至少要与部门主任、主管副总编辑等掌握发稿权的顶头事先沟通并获得首肯,否则就会胎死腹中。这么密集的发稿量,背后有利益集团的是明显的。

  网民“香山红叶飘”说:最重要的是中联重科财务问题。即使陈永洲收钱写报道,但如果报道属实,陈永洲只构成商业受贿罪,而不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。那么报道是否属实,应由谁核查? 恐怕这不应该是中联重科和说了算,也不是的专业范围。

  第一,人们会怀疑法院的判决受到的影响。传媒先给犯罪嫌疑人, 不按程序事,即使法院后来的判决正确无误,人们也会怀疑这是传媒影响的结果。这类案件已有很多了,远些的如张金柱案,近些的如药家鑫案。至今怎么解释都难以扭转人们的认识:法院受传媒报道的影响才判了当事人死刑。

  第二,造成导向错误。我们常说依事,有法必依,违法必究,而传媒身体力行地带头违法,宣传本身采用非的方法,其导向还能正确吗?

  第三,我国的国家形象。我国的传媒是国有资产,是代表国家说话的窗口,部分传媒界瞩目的案审理中搞“媒介审判”,即刻引起世界传媒界的关注和。我国传媒的这些报道和评论,有可能抵消我国国务院在中的煌煌宣示,在国际事务中给我方造成被动。

  第四,给传媒自身造成尴尬。随着我国的完善,检察机关每年都会对数万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,有数千件起诉以后法庭判决无罪的案件, 还有数千件纠正的案件。如果传媒先于法院判决而确认犯罪嫌疑人有罪,而后来情况发生变化,犯罪嫌疑人被确定无罪,传媒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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